译自Ledwith, M. (2011). Community development (second edition): A critical approach. Bristol, UK; Chicago, IL, USA: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doi:10.2307/j.ctt1t892fd注：本文黑体均为译者本人添加，两个空行中间的部分在原书为一整段。
让我们从思考激进实践的根源开始我们的探索。激进实践有着一个变革性的议程（agenda），一个带来公平、正义和可持续社会变化的目标。从这个方面来讲，它根植于结构和社会进程中不平等的洞察，而不是出于个人或是社区病理学的理解。这也影响到了实践。指向改变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需要从地方到结构层面来实现可持续的改变。任何事情都有改善的余地，但这种改变也许只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一旦我们开始质疑日常生活中我们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的眼睛就能被擦亮，对生活有一个更具有批判性的视角。社区发展不会一成不变，它的实践总是在当代的思想、政治情境和日常经验的变化中不断重构。所以我想说的是，社区发展作为实践需要就参与式民主对其不断地检验，保持它的纯正及对于一个公平、正义和平等世界的承诺。这是一个不断想、不断做的实践，还要不断在行动中发展理论。没有这种必要的警惕，我们就可能因为外在那些偏离我们目标的议程所操控。在之前的版本里，我将社区工作追溯到了伊丽莎白济贫法、睦邻运动（Settlement movement），特别是汤恩比馆（Toynbee Hall）还有一些早期女权主义行动和阶级行动的例子。现在我想要更聚焦于社区发展作为一个专门职业的源流，以及承诺带来社会变革的激进社区发展的出现。我相信这样与我们当下面对的挑战有更多的关联。让我们首先从以下观点开始，即社区发展是一种有争议的职业，它处于反动实践和革命实践的交点。我在这里的意思是，我们的工作非常敏感，如果没有保持其纯粹、不断批判性地检视随时代变迁的社区生活情境，那么就很容易为其它的议程所干扰。在英国，社区工作作为一个专门的职业出现，很大程度受到了19世纪教育因素的影响。Younghusband Report（1959）基于北美的模式，将社区组织界定为社会工作的关键组成部分。社区组织被视为一种支持人们定义自己的需求并确定满足这些需求的方法。基于Younghusband Report，Kuenstler（1961）他集结了第一批与英国情境相关的社区工作材料，与当时的社会需求和实践密切相关。这标志着现代英国社区工作的开端。“社区发展”的概念逐渐被运用于基于地方邻里（local neighborhoods）的社区工作中。在1968，古尔本基安报告（Gulbenkian report）研究了社区工作在英国的角色，将社区工作置于人与社会变革之间的交汇处（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 1968）。它将社区工作定义为一个基于邻里的全职专业实践，帮助当地人们决定、计划并采取行动，在外界资源帮助下满足他们的需求。在这里关键点是提高当地服务的输送、促进跨机构的协作并影响政策和计划（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 1968）。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这份报告建议将社区工作视作教师、社工、牧师、卫生工作者、建筑师、规划师、管理者和其它基于社区服务的专业实践的一部分。教育家这个建议上有着根本性的分歧，一部分人将社区工作视作基本的成年或社区教育，另外一些人则更强调它的规划和服务输送作用。而苏格兰，特别是在1975的亚历山大报告（Alexander Report）出版后，选择更加强调社区发展作为社区学习（Scottish Education Department, 1975）。最终的结果是，尽管社区工作者表达了担忧，但古尔本基安报告选择掩盖了工作中矛盾和政治的方面（Craig et al, 1982; Popple, 1995）。这段时期有许多其它有影响力的报告得到了发表，包括了Seebohm委员会（Seebohm Report, 1968）建议扩展社区工作，特别是是作为社会服务的提供。还有Skeffington报告（1969）建议增加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在另一个重要的契机之前，社区工作一直为社会工作所主导。Thomas（1983）认为，威尔逊政府希望借由社区发展战略，在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弥合国家与工人阶级的裂隙。因此，社区发展与其说是一种革命性的想法，不如说是一种改良主义。社区发展被与日俱增、在1968年达到高峰的社会动荡不断推动。而1968年正是过渡与改变的节点，作为世界历史的关键时期而广为人知。Popple（1995, p 15）把它描述为“全世界起义、叛乱和反动”的一年。这一年，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以“种族”骚乱的形式爆发，公民权利游行、反越战游行，还见证了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暗杀。与此同时，社区工作实践有了重大的发展：城市项目（Urban Programme）在1968年设立，最大的国家资助的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计划——英国社区发展计划（Nation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 CDP）在1969年从中诞生。当时的失业、移民及“种族”关系等问题造成了社会动荡，尤其是人们被以诺鲍威尔（Enoch Powell）的“血河”（Rivers of blood）演说所激怒。城市计划便是工党政府对此作出的回应。而CDP则计划则基于Keith Joseph（希斯政府国务卿，1972-74）“剥夺循环”理论（cycle of deprivation）的病理性假设（pathology-based assumption），对12个贫困目标社区进行干预（Rutter and Madge, 1976, p 3）。行动研究是社区发展实践（praxis）的重要组成部分。CDP工作者基于行动中的理论，对贫困于人们生活的影响发展出了深刻的洞察，并且拒绝了“剥夺循环”的病理学式的分析，转向对权力的结构性分析。杜伦大学社区发展与社会正义教授Gary Craig曾在Newcastle为Benwell CDP工作，谈及这段经历对如何界定社区发展的激进议程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他说道：“当时全国CDP工作者书写了大量卷宗，随之而来的就是最早一批人们对社区发展如何界定的困扰。一个有影响力的CPD工作者核心小组对中心城区（12个项目中大多数坐落的区域）衰退的‘结构分析’指出了，这些区域贫困和剥夺的主要原因是工业投资和公共服务的减少，而不是中心城区居民的无能。几乎一百多位地方CDP项目的工作者中的每一个位都有参加到某种邻里工作（neighbourhood work），他们认为没有对衰退成因的结构性理解，邻里工作可能被误用或是毫无效果。之后由其他人提出的分析认为有必要在社区之间、社区活动人士和工会之间建立联盟，要在妇女团体和在历史上为男性主导的组织之间建立联盟，还要跨越族群的划分，以便将分析运用于地方层面的有效政治行动。”在这一时期，葛兰西的《狱中札记》（1971）和弗莱雷（Freire）的《被压迫者教育学》（1972）被翻译成英文，马上对社区发展的实践产生了影响，就像阿林斯基（Alinsky）的《激进者的号角》（Reveille for radicals, 1969）的精巧印本能够从每个社区活动者的口袋里掏出来一样。如此这般，激进社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交汇在了一起。社区工作开始与被视作起社会控制功能的福利国家及国家资助的助人职业背道而驰。社区工作将自己视作一个激进的替代方案，取代那些“被讥讽为‘软性治理’（soft policing）的社会工作。同样的，青年工作被认为只是一种简单地将工人阶级孩子赶出街道的手段。福利国家则被认为是为了控制而不是解决贫困”（Jacobs, 1994, p 156）。社区发展正是承诺超越对症状的关注去洞察造成压迫的根源，才界定了何谓激进社区发展。在这一点上，我想要强调，社区发展的激进视角是许多不同维度恰逢其会交织在一起的直接结果。首先，我看到行动研究的影响，因为它能将理论和实践变为鲜活的理论，可以从社区、社会中全然情境化的人身上找到它的证据与相关性。这对于任何指向社会正义的实践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第二，新观念对实践的影响，包括弗莱雷、葛兰西、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它们正好交织在历史的关键点上。第三，20世纪60年代希望与乐观主义的氛围，感觉所有人都有可能拥有一个更好的世界。所有这些因素，反过来通过随着新的社会运动发展的草根激进主义，触发了巨大的改变。我们能看到行动中的理论从实践经验演变为超越边界的同盟改变政策，并由此开始拥抱更普遍的人性。从1968年开始，这种独特的社区发展方法开始得到承认，并拓展到了志愿与法定部门当中。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人们更加重视国家赞助，因此社区工作者不可避免地处于一个矛盾的位置，既处于国家之中又反对着国家（in and against the state），他们与当地的人们一起工作希望有更好的公共服务，同时又受雇于提供着这些服务的国家。自那时起便开始了激进议程和多元主义（pluralist）议程的分裂。激进议程相信社区发展是为转变压迫根源的社会结构而进行的斗争道路；而多元主义则认为在社会上存在许多竞争的权力，这些权力之争由国家所调和，社区发展只能够做到小规模的社区改变和零碎的改革。激进传统，包括阶级、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模式的实践（见Mayo,1997; Craig et al,1982; Ohri et al, 1982; Twelvetrees, 1991等），立基于批判意思的知识还有关于社会正义议题及可持续性的更大图景。多元主义议程拒绝更广泛的政治分析，而去关注诸如跨机构工作及服务专递的技能与过程议题（Henderson and Thomas, 1980; Thomas, 1983; Twelvetrees,1991）。在国家的框架内工作和反对国家，革命或是改革，都代表了社区发展仍旧存在的内在张力。在1979年撒切尔政府的选举后，激进社区工作者的反国家方法日益沦为一个无效的机制，无力于挑战不断衰退的社会民族意识和新左派的反动意识形态（Lee and Mayo, 1984）。Waddington（1994, p 6）提到了保守派政府的道德意识形态，在这种思想中，“企业”取代了政治词典中的“贪婪”，而“民族团结”的培育掩盖了社会分裂的增强。在此之前，Cockburn（1977）的质疑社区工作作为国家资助活动的功能，是将人民的精力转移到能带来民主幻觉（illusion of democracy）的某种参与中以缓解不断升级的社会矛盾。回应这样的观点，Waddington（1979）认为社区工作对社会主义公正社会的追求与国家密不可分，对这种关系的分析对于我们的实践必不可少。Blagg和Derricourt（1982）也加入到了这场辩论当中，提倡我们超越一种粗暴的反国家方法，找出一种在国家内运作的冲突模型，以对抗Gulbenkian、Seebohm和Skeffington Report的共识模式（consensus models），继续Henderson和Thomas传统的多元主义方法。Barr（1991, p 129）引用了Peter Marris的分析，其中分析了这些立场并指出：“只要政府政策和社区行动以同样的理念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那么社区行动就有影响到政府的空间，即使它的意识形态是以另外一种激进的形式与政府的假设截然对立…行动原则中一致的社会理念表达使能变革运动能够被赋权…（我们需要）将对有效、公开、集体计划的需求纳入这些斗争中，这是实现任何实际社会正义理想的关键部分。”这个模式中，正如Barr（1991, p 129）所说的“国家，特别是介于它规划的权力，仍旧是影响的目标，但也可以成为变革的伙伴”。这是一个有趣的注释，可以用来探讨影响社区发展的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尤其是与我们允许我们自己重新定义自己的方式以及外部议程干扰我们注意力的方式有关，这是我们可能会迷失方向的点。
硕士在读，才学有限，翻译不对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翻译这个是因为觉得自己这会子读书有点不耐心，但没想到一翻就翻了八个小时才翻完…
这本书是英国社区发展的经典参考书，在copy参考格式的时候发现这本书在2020年又出了第三版。
至于为什么翻译这个部分，则是因为之前我们Community Development pathway的人在一起上tutorial，讲到在英国社会工作是高度制度化的，社区工作反而常常是更为激进的代表。我摘译的这个两小节有提到这个部分。
顺带一提，我的第一个实习在Pepys Community Form，它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要求发展计划中要提供足够的廉租房和公共空间，这就是下文会提到的radical model。我暂定下一个实习则是一个社会企业，它则是贴近相对应的pluralist model。所以虽然这回翻译的部分比较枯燥，对我来说倒是有挺多的现实思考。
接下来会翻译collective action for change的部分，因为我写论文正在参考那部分。有机会再翻译作者对弗莱雷的介绍，我就是听我导师说这本介绍弗莱雷介绍得很清楚才借来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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